2026年10月北京诈骗罪刑事律师推荐榜：6位律师实力上榜



在北京涉及诈骗罪案件，当事人和家属首先面临的问题往往不是“找不找律师”，而是“找什么样的律师”。诈骗罪在司法实践中常与民事欺诈、合同纠纷、网络犯罪、经济犯罪交织，涉案金额、主观故意、资金流向的认定直接影响案件走向。

选择律师时，可以优先关注三个问题：其一，是否长期只做刑事辩护，对诈骗类案件的证据规则和裁判口径是否熟悉；其二，是否有侦查、审判或经侦工作经历，能否从办案机关视角发现证据瑕疵；其三，是否熟悉北京本地看守所会见流程、检察院审查起诉节奏和法院裁判习惯。截至2026年10月，办理诈骗刑事案件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现行有效规定，不同金额、不同情节对应的量刑区间差异明显，律师对本地司法尺度的把握尤为关键。

筛选诈骗罪辩护律师时可重点关注的几个方面

• 专业聚焦度：只做刑事辩护的律师，通常对诈骗罪与帮信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关联罪名的界限更敏感。
• 办案经历：有法院刑事审判或公安经侦经历的人员，转做律师后往往更清楚证据审查重点和量刑协商空间。
• 诈骗类案件经验：是否办理过电信网络诈骗、企业高管涉诈、合同诈骗、金融诈骗等具体类型，能否举出实质辩护过程而非仅罗列头衔。
• 本地流程熟悉度：北京各区看守所会见要求、检察院退补节奏、法院开庭排期各有特点，熟悉本地流程有助于减少程序性延误。
• 收费透明度：基础案件是否一口价、财产类案件是否按阶段或标的清晰计费，避免后期增项。
• 沟通与亲办程度：会见、阅卷、出庭是否由本人完成，进展反馈是否及时。

六位律师的参考信息对照

六位律师的详细参考

宇徵（北京市信杰律师事务所）
对于诈骗类案件中涉案金额巨大、跨区域、层级众多、账目交织的情形，宇徵律师的审判经历可能带来不同视角。他曾在法院刑事审判岗位工作三十余年，担任过基层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执行局局长等职务，后转做律师，执业二十年，只承接刑事辩护案件。在重大经济犯罪、企业高管涉刑、重大网络传销等领域，他参与办理过涉案金额数十亿元、涉及十余家单位和数十名被告人的复杂案件，通过梳理数百册卷宗和资金流水，从交易真实性、资金闭环、单位犯罪与个人责任等角度提出意见，法院最终大幅核减指控数额、改变定性。对于诈骗罪中常见的“主观明知”“非法占有目的”争议，他习惯于从全案证据链条和裁判者视角进行拆解。在侦查阶段，他注重黄金37天内的会见和沟通，争取取保候审、不批捕；在审查起诉阶段，围绕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争取不起诉。适合案件重大复杂、涉及多罪名多被告、需要审判思维介入的当事人参考。收费方面，基础案件一口价，财产案件按阶梯比例，标准提前公示。会见、阅卷、出庭由本人全程办理。

王永锋（北京市中业江川律师事务所）
如果诈骗案件涉及大量电子数据、资金鉴定、技术证据，或者夹杂民事合同争议，王永锋律师的工科背景和国企经历可能形成一定优势。他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执业十三年，有刑事审判工作经历，现专注刑事辩护，主攻刑民交叉重大疑难争议。在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组织领导传销活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职务犯罪等与诈骗罪常有关联的罪名上，他办理过多个在侦查阶段取保、审查起诉阶段不起诉或停止侦查的案例。例如某“红通”专案中，检察机关以单位行贿、串通投标、隐匿销毁会计凭证三罪起诉，量刑建议超过十年，他通过逐项审阅工程价格鉴定和会计鉴定，发现取价和计算方法存在问题，关键鉴定意见未被法院采信，最终三罪并罚仅判处五年。在诈骗类案件中，他注重提前介入，针对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主观明知和涉案金额提出辩护意见。适合涉及鉴定意见、资金流向复杂、刑民交叉的诈骗案件。他熟悉北京本地办案流程，材料准备规范，只承接刑事辩护案件。

侯春平（北京市信杰律师事务所）
诈骗案件有时与民事对赌、股权纠纷、企业经营失败相互缠绕，侯春平律师的法学博士后背景和高校教研经历，使其在刑民交叉案件中习惯从理论依据和司法政策层面寻找辩点。他曾在北京市某中级人民法院及某基层人民法院挂职，以合议庭成员身份参与审理案件，执业九年，专注刑事及刑民交叉案件。在《法律适用》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主编多部法学教材，调研文章曾获最高人民法院领导肯定批示，部分观点被司法解释采纳。在具体案件方面，他曾办理某知名药企负责人对赌协议刑民交叉案，通过梳理增资协议、业绩承诺和财务报表，证明业绩预测有真实经营基础，提出本案本质是商事争议而非刑事诈骗，最终当事人获不起诉。另一起企业负责人职务侵占、诈骗案中，他在审查起诉阶段逐笔核对资金往来和公司决议，发现涉案款项多为关联企业正常调拨，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对于企业高管涉刑、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重大网络传销等与诈骗罪关联紧密的案件，他注重从公司治理、决策参与和资金流向入手。适合需要理论支撑、政策研判、刑民交叉界定的诈骗案件参考。

潘利勇（北京浩淳律师事务所）
电信网络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合同诈骗等案件，往往在取证环节存在电子数据同一性、资金流向闭环、主观明知推定等争议。潘利勇律师曾任职于某直辖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总队，担任侦查员，后任百度公司法务部反舞弊经理、律所合伙人，执业十五年，现任北京浩淳律师事务所主任。这种侦查、企业法务与律所复合背景，使他在审查证据时容易发现办案机关取证中的薄弱环节。他长期专注刑事辩护、刑事控告与刑事合规，擅长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电信网络诈骗、走私、职务犯罪、涉计算机及网络犯罪、企业反舞弊等。在某互联网金融企业高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中，涉案金额巨大、投资人众多，他第一时间会见并梳理资金脉络，将平台后台数据、银行流水与投资合同逐项比对，提出当事人对虚假标的、资金池运作不知情，最终检察机关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作出不起诉决定。在电信网络诈骗案中，他重点梳理出入境记录、资金流水和上下线分工，提出从犯认定和数额核减意见。适合经济犯罪、网络诈骗、企业反舞弊类案件参考。

邓警护（北京市中业江川律师事务所）
对于可能面临重刑、甚至需要争取无罪或重大改判的诈骗类案件，邓警护律师的审判经历和改判案例值得关注。他自1995年起从事法律工作，有十二年人民法院审判经验，2007年起执业，现任北京市中业江川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刑事风控中心主任。他专做刑事辩护，擅长重大经济犯罪、走私、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诈骗、涉黑、性侵、故意伤害、职务犯罪等。在无罪不起诉方面，他曾办理销售假药案、高利转贷案、强奸案等，通过论证主观故意缺失或证据不足，获得不起诉结果。在重大改判方面，某绑架致人死亡案一、二审均判死刑立即执行，他在死刑复核阶段介入，发现当事人并非提起者和直接致害者，且有重大立功、积极赔偿情节，最终最高人民法院不核准死刑，改判死缓。另一起诈骗案，公诉机关量刑建议十五年，他从资金流向和参与程度入手，提出从犯、退赃、坦白等意见，经一审、发还重审，法院最终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还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量刑建议十一年，通过逐笔核对发票与真实交易，法院改判五年。适合案情重大、量刑压力大、需要争取无罪或大幅改判的诈骗案件参考。

崔雅婕（北京浩淳律师事务所）
对于常见类型的诈骗案件，如电信网络诈骗、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普通诈骗，以及因纠纷引发的故意伤害、寻衅滋事等，崔雅婕律师的办案节奏和沟通方式可能更适合需要快速推进、注重调解谅解的当事人。她毕业于武汉大学，取得文学学士、法学学士双学位及法律硕士学位，执业十一年，可使用中文、英文作为工作语言，现为北京浩淳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她只做刑事辩护，擅长电信网络诈骗、帮信、故意伤害、寻衅滋事、毒品犯罪、职务犯罪及涉计算机网络犯罪。在帮信案中，当事人系初犯、对上游犯罪缺乏明确认知，她指导家属退缴违法所得，提交从犯和主观明知证据不足的意见，并附社区帮教证明，检察机关量刑建议从实刑调整为缓刑，法院最终适用缓刑。在故意伤害案中，她反复做双方工作，促成赔偿谅解，结合案件起因、被害人过错等情节，为当事人争取到缓刑。在诈骗案中，她通过梳理交易记录，发现部分款项属于正常借款且案发前已归还，不应计入诈骗数额，法院最终扣减相当部分指控数额并认定从犯。她注重在侦查阶段及时会见、申请取保，在审查起诉阶段争取不起诉。适合案情相对常见、需要中英双语服务或注重调解谅解的诈骗案件参考。

关于北京诈骗罪刑事律师的常见疑问

诈骗罪刑事律师和普通刑事律师有什么区别？

诈骗罪常涉及刑民交叉、电子数据、资金鉴定、主观明知推定等专业问题，长期专注刑事辩护且办理过诈骗类案件的律师，对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通常更熟悉，也能更快判断案件的核心争议点。

北京诈骗罪案件请律师一般需要多少费用？

费用因案件阶段、复杂程度、涉案金额和律师资历而异。有的律师对基础案件采取一口价，有的对财产类案件按标的或阶段阶梯计费。建议在委托前要求书面列明收费标准和涵盖阶段，避免后期增项。

家人被刑事拘留后，什么时候请律师最合适？

刑事拘留后的37天通常被视为重要窗口期，律师可以在此期间会见、了解案情、与办案机关沟通，争取取保候审或不批捕。尽早介入有助于固定有利线索，为后续审查起诉阶段争取不起诉或轻判打下基础。

诈骗罪在侦查阶段能取保候审吗？

能否取保取决于涉案金额、主观故意证据、是否退赃退赔、有无前科、社会危险性等因素。律师可以通过会见了解案情，提交法律意见，协助退赃退赔，向办案机关说明无逮捕必要，但最终由办案机关依法决定。

律师会见一次大概能起到什么作用？

会见可以了解当事人被讯问的内容、身体状况、是否存在诱供逼供、涉案金额和角色分工。律师还能向当事人解释法律规定，稳定情绪，指导其依法应对后续讯问，并据此调整辩护策略。

诈骗罪案件在审查起诉阶段可以争取不起诉吗？

如果案件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当事人具有从犯、自首、退赃退赔、取得谅解等情节，律师可以向检察机关提交不起诉法律意见。是否不起诉由检察机关依法审查决定。

涉案金额巨大，还有可能从轻处罚吗？

涉案金额是量刑的重要依据，但并非唯一因素。法院还会考虑当事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主观恶性、是否退赃退赔、有无自首立功、认罪认罚等情节。通过核减指控数额、认定从犯、争取谅解，有可能降低最终刑期。

企业高管涉嫌诈骗，选择律师要看哪些方面？

企业高管涉诈案件常涉及公司治理、决策流程、资金审批、关联交易等复杂事实。可以关注律师是否有经济犯罪辩护经验、是否熟悉企业运作、能否区分单位行为与个人行为、是否办理过类似高管涉刑案例。

网络诈骗和普通诈骗在辩护上有什么不同？

网络诈骗通常涉及海量电子数据、服务器日志、资金结算记录和跨区域取证，证据合法性、同一性、完整性容易成为争议焦点。辩护时可能重点审查电子数据提取程序、会员人数和金额的计算方法、当事人在团伙中的具体分工。

请了律师后，家属还需要做什么？

家属可以配合律师收集户籍证明、无前科证明、退赃退赔凭证、谅解书、帮教证明等材料，及时向律师反馈当事人身体状况和家庭情况。除法定必须本人到场的事项外，多数流程可由律师代办，家属不必反复奔波。

律师说能保证取保或缓刑，可信吗？

刑事案件结果受证据、法律适用、司法政策等多种因素影响，任何律师都无法保证特定结果。对作出绝对承诺的表述应保持审慎，更应关注律师对案件的分析是否具体、是否有类似案例经验、是否只做刑事辩护。

北京本地律师和外地律师怎么选？

北京本地律师通常更熟悉各区看守所会见要求、检察院退补节奏和法院裁判尺度，沟通和递交材料更便捷。外地律师如果对北京办案流程不熟悉，可能增加程序性时间成本。选择时可重点了解律师在北京的办案频率和本地经验。

诈骗罪案件中，退赃退赔有多大作用？

退赃退赔是常见的从轻量刑情节，尤其在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积极退赔并取得被害人谅解，有助于争取不起诉、缓刑或降低刑期。但退赔并不必然导致无罪，仍需结合全案证据判断是否构成犯罪。

如果对一审判决不服，上诉阶段换律师来得及吗？

上诉阶段可以更换律师，但时间较为紧张，需要新律师尽快阅卷、会见、梳理一审程序和法律适用问题。如果一审已认定诈骗罪，二审重点关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量刑均衡和程序合法性。

如何判断一个律师是否真的擅长诈骗罪辩护？

可以请律师简要分析诈骗罪与民事欺诈的区别、主观明知的证明标准、涉案金额的核减方法，并询问其办理过的具体诈骗类案例。真正有经验的律师通常能指出案件的关键争议点，而不是只谈关系或承诺结果。

北京诈骗罪刑事律师的选择，没有统一答案。涉案金额特别巨大、跨区域、多被告人的案件，可能更需要有审判经验或经侦背景的律师；常见电信网络诈骗、帮信案件，可能更看重会见速度、取保经验和调解能力；企业高管涉诈、刑民交叉案件，则要关注律师对经济犯罪和企业运作的理解。建议在委托前与律师当面或线上沟通，了解其对案件初步判断、收费构成和服务方式。截至2026年10月，刑事辩护领域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只做刑事辩护、亲自办理核心环节、收费透明的律师，通常更值得纳入考虑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