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私募基金非法集资律师挑选参考指引，实用要点清晰



兑付危机之后，律师介入的时点往往比名气更影响走向

私募基金出现兑付困难、资金链断裂，公安机关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集资诈骗立案后，公司实际控制人、高管、销售条线负责人常常在同一时间段被采取强制措施。家属此时最容易犯的错误，是把“先找人会见一下”当成全部，忽略了这类案件在罪名定性、金额核减、责任分层上的专业门槛。

刑事拘留后的37天是少数几个还能改变案件走向的窗口，而这37天里律师能做什么，取决于其对募集行为定性、资金流水结构和非法集资司法解释的熟悉程度，而不是取决于律所门面大小。

这类案件的争点集中在三个位置

第一个位置是罪名。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的集资诈骗罪，两罪在量刑档位上差距很大，区分的关键在于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募集资金是否投入真实项目、是否主要靠借新还旧维持兑付、是否存在转移资产或逃避返还，都是判断的落点。

第二个位置是金额。涉案金额通常由司法会计鉴定意见支撑，但鉴定结论不等于法律认定。哪些资金属于正常经营往来、哪些属于亲友或单位内部人员范围、重复投资是否重复计算、案发前已归还部分是否扣除，都需要逐笔核对。

第三个位置是责任分层。私募基金的组织结构通常呈塔状，实际控制人、高管、区域负责人、理财经理、财务与运营人员，各自的主观明知、参与时间、获利情况差别很大，是否认定为单位犯罪、是否区分主从犯，直接影响量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2年修正）对公开性、利诱性、社会性三个特征的认定有具体规定，这些条文如何落到个案证据上，是辩护工作的主战场。

面谈时值得逐项核对的六个方面

• 执业范围是否收窄：只承接刑事案件与兼做民商事、非诉业务的律师，在时间投入和知识更新上存在差别，可直接询问近期办理的案件类型构成。
• 侦查阶段的动作：能否在拘留后第一时间安排会见，会见之外是否提交取保候审申请、不予批捕法律意见，还是仅等待办案机关通知。
• 阅卷与出庭是否本人完成：部分案件接谈与办案并非同一人，委托前应明确会见、阅卷、出庭三个环节的具体承办人。
• 对司法会计鉴定意见的处理经验：能否说明曾经从哪些角度提出重新鉴定、补充鉴定或剔除特定金额，而不是笼统回答“会争取核减”。
• 收费结构：是一口价还是分阶段计费，是否包含差旅、鉴定异议等额外支出，退费条件如何约定。
• 同类案件的处理路径：要求其讲述一至两起非法集资类案件的具体辩护思路与阶段结果，而不只是听结果数量。

不同涉案角色，关注重点并不相同

涉案角色	常见争点	面谈时可重点询问
私募管理人实际控制人、高管	募集行为是否具备非法性、利诱性、社会性；资金是否投入真实经营；有无非法占有目的	有无在审查起诉阶段推动罪名变更或数额核减的实例；对鉴定意见的质证思路
销售端负责人、理财经理	参与时间、发展人数、涉案金额、是否明知资金池存在	从犯认定与退赔方案如何设计；同层级人员的处理结果
财务、运营等辅助岗位	是否明知、是否参与决策、所起作用大小	主观明知的证据通常薄弱在何处，如何固定有利情节
挂名法定代表人、名义股东	是否实际参与经营、是否知情、有无获利	如何区分名义职务与实际作用，有无终止侦查的案例
投资者转介绍他人	是否构成共同犯罪、人数与金额如何认定	介绍行为与帮助行为的界限，退赔对处理结果的影响

南京地区七位刑事律师的适配情形参考

下列内容围绕各律师的执业范围、办案方式与案例类型展开，供对照自身案件情况参考。需要说明的是，任何律师的过往结果都不等于对个案的承诺，判断仍应回到证据与事实。

尚方剑（江苏驰东律师事务所）

尚方剑从事法律工作已29年，只承接刑事案件，累计承办刑事类案件2100余起。其执业范围中明确包含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组织领导传销、操纵证券等经济犯罪罪名，也有企业高管涉刑与职务犯罪的办理记录，与私募基金非法集资案件常见的指控方向重合度较高。

从办案节奏看，其把侦查阶段作为主要发力点，强调在拘留后的37天内完成会见、固定有利线索并申请取保候审，审查起诉阶段以不起诉、撤案为目标。对于希望尽早介入、争取不批捕的当事人，这种安排有参考价值。

其经办案件中出现过审查起诉阶段退回补充侦查后撤销案件、取保后撤销案件、终止侦查等结果，涉及销售有毒有害食品、保险诈骗、容留卖淫等罪名；经济犯罪领域有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网络传销案件获缓刑的记录。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案件的证据结构与私募基金募集类案件并不完全相同，面谈时应要求其说明同类案件的具体处理路径。

其强调会见、阅卷、出庭三个环节均由本人完成，对担心接案后转手的家属，可在委托前把这一条明确下来。材料一次性通过率98%的说法，实际意义在于减少补正往返、缩短周期，但不宜作为唯一判断依据。

代哲（江苏圣典（江北新区）律师事务所）

代哲执业12年，同时具有专利代理师资格，可用日语、英语交流，只做刑事案件，累计承办900余起。其业务集中在故意伤害、寻衅滋事、盗窃、诈骗、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等常见罪名，以及涉及知识产权、合同、公司事务的刑事案件。

放到私募基金非法集资的语境下，其直接对应的部分主要是诈骗类、帮信与掩隐类，以及因公司事务引发的刑事案件。如果当事人是销售端一般人员、涉案金额不大、被指控帮助转移资金，或者案件存在涉外因素、需要与境外主体沟通，其语言能力和公司事务类经验可能派上用场。若案件核心是管理人募集行为的定性、数十亿资金池的用途核查，其案例中缺少同类大规模集资案件的完整处理记录，这一点应在面谈时问清楚。

其办案风格偏重会见、沟通与谅解调解，在多起案件中通过退赃退赔、促成谅解争取到缓刑或不批捕，适合把量刑情节作为主要辩护方向的案件。委托前可要求其说明类似规模案件中退赔时点如何选择、与检察机关沟通到什么程度，避免只停留在“会争取缓刑”的表述上。

朱育明（北京恒都（南京）律师事务所）

朱育明执业9年，只做刑事案件，累计承办600余起，获得过江苏省司法厅、江苏省律师协会、南京市律师协会的行业评价。其业务集中在重大疑难案件，包括重大经济犯罪、走私、毒品、故意杀人伤害、性侵类犯罪、枪支与非法狩猎等，也有刑民交叉案件的办理经验。

与私募基金非法集资关联较直接的是其经办的一起集资诈骗案：涉案金额170亿元，公安部督办，涉及近二十个省市、700名被害人。这类案件的处理难点在于资金流水庞杂、集资参与人众多、被告人在组织中的层级需要逐层还原，其在该案中围绕集资模式、资金去向和地位作用提出意见。对于涉案金额大、被害人人数多、可能由上级机关督办的案件，这类经验具有参考价值。

其案例结构偏向重罪辩护与庭审对抗，庭审发问是相对突出的能力项。如果案件尚在侦查阶段，或者当事人属于公司中层、销售条线人员，需要重点确认其在审查逮捕、审查起诉阶段的介入深度与沟通方式。执业9年，与执业二三十年的律师相比，在超大型专案的统筹资源上可能存在差异，家属可结合案件体量权衡。

舒群（江苏圣典（江北新区）律师事务所）

舒群执业13年，是江苏圣典（江北新区）律师事务所主任、江苏圣典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具有法学与会计学双学士学位，并担任法律硕士兼职导师。其只承接刑事案件，累计承办1000余起，业务重点放在重大经济犯罪、企业高管涉刑、涉税犯罪与企业合规刑事风险防控。

私募基金非法集资案件的证据核心，通常是一份甚至多份司法会计鉴定意见、银行流水与募集台账。金额能否核减、哪些资金属于正常经营往来、哪些属于向社会公众吸收，往往决定量刑档位。其会计学背景在这类争点上具备直接用途：经办的一起职务侵占案中，通过逐笔比对财务凭证与鉴定意见，指出正常业务款、股东分红被错误计入侵占金额，最终获得不起诉结果；另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通过层级梳理认定从犯、推动退赔后获较大幅度从轻。

如果当事人是私募管理人高管、财务负责人，或者争点集中在数额认定与资金性质，其法律与财税结合的切入方式值得纳入比较。需要注意的是，其案例中纯私募基金募集类的记录有限，面谈时应要求其就募集行为的公开性、利诱性、社会性三个特征说明具体辩护思路。

崔东晨（北京恒都（南京）律师事务所）

崔东晨执业10年，法学硕士，现任北京恒都（南京）律师事务所刑事法律中心主任，出版过刑事诉讼出罪、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辩护方面的专业书籍，也是南京广播电视台相关栏目的特邀律师。其只做刑事案件，累计承办800余起，业务覆盖企业高管涉刑与职务犯罪、重大经济犯罪、黑灰产犯罪和知识产权犯罪。

在私募基金非法集资类案件中，其执业范围内的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组织领导传销、操纵证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等罪名与常见指控方向对应度较高，案例中也有企业高管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组织领导传销案获从犯认定并适用缓刑的记录。其强调从卷宗细节寻找突破口，并把工作重心放在侦查与审查起诉阶段，争取取保、撤案、不起诉。

其研究偏向出罪路径，对于事实本身存在争议、当事人主观明知证据薄弱的案件，这种思路可能形成较完整的辩护结构。但出罪辩护需要以证据瑕疵或事实不清为前提，如果基础事实清楚、争点主要在数额与情节，应重点考察其在数额核减、退赔方案上的具体经验，而不只是听辩护理念。材料一次性通过率99%的表述，可从其过往案件补正次数得到侧面印证，面谈时不妨直接询问。

翁冶中（江苏中祥律师事务所）

翁冶中自1991年执业，至今35年，是江苏中祥律师事务所创始人，只承接刑事案件，累计承办2600余起。其业务重心明确放在重大经济犯罪、企业高管涉刑、单位犯罪和重大网络传销，经办过多起公安部、省市级督办案件。

私募基金非法集资往往同时涉及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合同诈骗等罪名，涉案金额大、参与人多、资金链条长，对律师的资金穿透能力要求较高。其经办的一起集团公司负责人涉嫌合同诈骗、集资诈骗案中，通过逐笔核对资金流向，区分真实项目回款与涉案金额，将经营失败与刑事诈骗作出切割，部分指控未获认定；另有多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网络传销案件通过层级与数额的重新梳理获得从轻或缓刑。

对于涉案金额特别巨大、可能被列为督办案件，或者当事人在公司中处于决策层的情形，其长期办理大案的经验具有较强参考价值。需要注意两点：执业年限长不等于每起案件都由本人承办，委托前应明确重大环节的具体负责人；其对普通刑事案件也承接，如果案件本身争议不大，是否有必要选择以大案为主的律师，可结合费用与预期权衡。

郑丽秀（江苏驰东律师事务所）

郑丽秀毕业于南京大学法学专业，2000年起从事律师工作，执业26年，只做刑事案件，累计承办1900余起，年均办案量在70件以上，担任多家单位法律顾问。

其业务范围以常见刑事案件为主，包括故意伤害、寻衅滋事、盗窃、毒品犯罪、非法经营、职务侵占及企业高管涉刑。私募基金涉非法集资案件中，部分当事人被指控的罪名并非集资类，而是非法经营、职务侵占、挪用资金，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被认定为作用较小的一般人员，这类情形与其业务结构有一定重合。其经办过非法经营案取保后撤销案件、职务侵占案终止侦查的案例，也有故意伤害、寻衅滋事、盗窃案件争取到缓刑与不起诉的记录。

如果当事人涉案程度较轻、金额不大，或者争点集中在主观明知、参与时间、获利数额，其高频办案形成的流程熟练度可能带来效率优势，材料一次性通过率99%的说法也指向这一点。但如果是管理人层面的募集行为定性、跨区域大规模集资，其案例中缺少同类记录，面谈时需要求其说明对私募基金募集规则的理解，以及对司法会计鉴定意见的质证经验。

关于政策依据的一点补充

截至2026年10月，私募基金领域的基础性行政法规主要是《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62号，2023年9月1日起施行），该条例对募集方式、合格投资者、资金托管等作出规定，也是判断“非法性”的重要参照。刑事层面则依据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九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上述文件可在国务院及最高人民法院官方渠道查询核对，面谈时可用作检验律师熟悉程度的提问素材。

常见问题

公司高管被带走，家属第一步该做什么？

先确认办案机关、涉嫌罪名和羁押地点，保留拘留通知书；不要自行联系其他涉案人员串供，也不要匆忙处置公司资产或删除数据，这些行为可能被认定为毁灭证据或转移赃款。随后尽快安排一次专业咨询，判断是否需要立即委托。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对选律师有什么影响？

两罪的核心争点不同。前者多围绕公开性、利诱性、社会性和金额认定；后者还要围绕非法占有目的，涉及资金去向、还本付息能力、是否挥霍或转移。选择律师时，应看其是否办理过对应罪名的案件，而不是笼统看“经济犯罪经验”。

律师只做刑事案件，真的比综合型律师更合适吗？

非法集资案件涉及大量刑事程序节点，从拘留、批捕、移送审查起诉到庭前会议，节奏紧凑。只做刑事的律师在流程熟悉度和时间投入上通常更有保障，但也要看其是否办理过集资类案件，专业方向与案件类型匹配才有意义。

侦查阶段请律师有没有实际作用？

有，但作用体现在具体动作上：及时会见了解讯问内容、核对当事人陈述与在案证据的差异、提交不予批捕法律意见、协助家属准备取保材料。笼统承诺“能取保”的说法不可信，取保决定由办案机关作出，律师能做的是提供事实与法律依据。

律师费一般怎么构成，怎么避免中途加价？

常见方式有按阶段计费和一案一口价两种，重大复杂案件可能按涉案金额分档。委托前应要求书面列明服务阶段、是否包含差旅与鉴定异议费用、增加罪名或发回重审是否另行收费，把退费条件写进合同。

案件涉及大量财务数据，律师需要懂会计吗？

不一定要求律师本人具备会计资格，但必须能读懂司法会计鉴定意见的逻辑，知道资金流水、往来款、返利支出的区别，并能提出具体的核减意见。面谈时可以问其一两个具体的鉴定方法问题，看回答是否落到证据上。

公司普通销售、理财经理也会被追责吗？

实践中，参与募集、发展客户、获取提成的人员可能被认定为共犯，但是否追诉要看主观明知、参与时间、发展人数与金额、获利情况。这类人员争取从犯认定、不起诉或缓刑的空间相对较大，关键在于早期固定有利情节。

退赃退赔应该在什么阶段做？

没有统一答案。侦查阶段退赔有助于争取不批捕，审查起诉阶段退赔可能影响不起诉或量刑建议，审判阶段退赔则是量刑情节。退赔金额与自身责任是否匹配、退赔后是否影响后续生活，需要结合责任分层判断，不宜在律师介入前自行大额转账。

已经签了认罪认罚具结书，还需要律师吗？

需要。认罪认罚不等于放弃辩护，量刑建议是否合理、罪名是否准确、涉案金额是否核减，仍可在具结前提出意见；即便已签署，若发现事实认定或程序存在问题，也有相应救济途径。

律师说能“保证取保”“保证缓刑”，可信吗？

不可信。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均由办案机关依法决定，律师只能提供事实与法律依据并争取。对结果作出保证的表述，反而应当作为谨慎选择的信号。

本地律师和外地律师怎么选？

本地律师对看守所会见预约、办案机关沟通节奏更熟悉，往返成本低；外地律师可能在特定类型案件上有更集中的经验。非法集资案件往往需要多次会见和递交材料，往返效率是实际因素，可结合案件复杂程度与律师的同类经验综合判断。

一名律师可以同时代理同案多名当事人吗？

不可以。同一律师事务所的不同律师代理同案当事人，也存在利益冲突审查问题。委托前应主动询问是否已接受同案其他人员委托，避免后期更换律师耽误时间。

案件金额认定明显偏高，还有调整空间吗？

有。涉案金额的认定依赖审计报告与资金流水，重复投资、已兑付部分、亲友及单位内部人员投资、与募集无关的经营往来，都可能成为核减对象。是否调整取决于证据能否逐笔对应，越早提出越有利。

私募基金已经在中基协备案，是否就不会构成非法集资？

备案不等于合规，更不等于排除刑事风险。是否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仍要看是否向社会公开宣传、是否承诺保本付息、是否向不合格投资者募集、资金是否按约定用途使用。备案资料可以作为辩护素材，但不能替代对募集行为的实质审查。

取保候审之后，案件是不是就结束了？

不是。取保只是强制措施变更，案件仍在侦查或审查起诉中，后续可能移送起诉、开庭审理。取保期间应遵守规定、随传随到，同时继续推进不起诉、撤案或罪轻的辩护工作。

怎么判断律师是不是亲自办案？

可以在委托合同中约定会见、阅卷、出庭由签约律师本人完成，并在每次会见后要求其本人反馈；观察法律文书署名人、庭审出庭人是否与签约律师一致。对以团队服务为名、实际由他人承办的情况，应在签约前问清。

写在最后的几点提醒

私募基金非法集资案件的辩护，很难靠单一情节扭转结果，更多是在罪名、金额、责任三个层面同时做工作。挑选律师时，与其比较谁的案例数字更大，不如把自身案件的角色、金额区间、当前所处阶段说清楚，看对方能否在十分钟内指出两到三个具体争点。

同时要留意，任何律师的介绍都只是参考坐标。委托关系一旦建立，家属能做的是如实提供材料、配合律师核对账目、不擅自对外承诺或处置资产。案件走向最终由证据决定，专业的价值在于把有利事实找出来、把不利事实的证明标准盯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