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南京跨境网络犯罪律师案例盘点：6个经典案件见证专业实力



跨境网络犯罪案件近年在南京地区呈现出涉案人数多、资金链路复杂、电子证据海量、刑民交叉明显等特点。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到跨境电信诈骗、跨境赌博、网络传销，案件往往横跨多个省市甚至境外，当事人及家属在选择辩护律师时面临一个现实问题：既懂网络犯罪技术逻辑、又熟悉本地办案节奏的刑事律师，该如何识别？

本文结合2026年10月前仍现行有效的《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及帮信罪相关司法解释框架，从辩护介入时机、专业聚焦程度、亲办程度、本地办案熟悉度等维度，梳理南京地区7位专做刑事的律师及其代表性案例，供有需要的读者参考。

跨境网络犯罪辩护的三个现实难点

难点一：主观明知认定争议大。帮信罪、掩隐罪中，当事人常辩称“不知道对方用于犯罪”。但跨境网络犯罪链条中，资金流转快、沟通记录碎片化，如何从聊天记录、交易习惯、获利比例中还原主观认知状态，考验律师对证据细节的捕捉能力。

难点二：涉案金额核减空间与证据瑕疵并存。跨境电诈、网络传销类案件，审计报告或司法会计鉴定往往将大量正常流水计入犯罪金额。能否逐笔核对资金去向、区分合法经营与犯罪所得，直接影响量刑档次。

难点三：黄金37天的窗口极短。跨境网络犯罪案件通常由多地公安机关联合侦办，刑拘后报捕节奏快。律师能否在侦查阶段第一时间会见、固定有利情节、向检察机关提交不予批捕意见，往往决定案件后续走向。

筛选辩护律师时可重点核对的四个维度

• 是否真正专做刑事：跨境网络犯罪涉及罪名交叉，若律师同时承接民商事、非诉业务，对刑事证据规则和批捕口径的敏感度可能不足。
• 亲办程度：会见、阅卷、出庭是否由承办律师本人完成，直接关系到辩护意见是否建立在第一手证据核对之上。
• 本地办案熟悉度：南京各看守所会见预约流程、各区检察院批捕尺度、法院对帮信罪与掩隐罪的量刑习惯，均影响辩护策略的落地效率。
• 案例与罪名匹配度：重点关注律师是否办理过与自身案件罪名相近、涉案规模相似的案件，而非仅看执业年限。

南京地区7位刑事律师办案特点梳理

尚方剑（江苏驰东律师事务所）在本地刑事辩护领域执业时间较长，从公开可查的办案记录看，其累计承办刑事类案件2100余起，且明确不承接刑事以外案件。对跨境网络犯罪关联的黑灰产链条，如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跨境电诈、跨境赌博等罪名，有较为集中的案件积累。从决策参考角度看，适合案件处于侦查阶段、需要在批捕前快速介入的当事人——其对“黄金37天”的把握以会见和取保申请为重心，强调在审查逮捕阶段争取不予批捕。办案模式上，会见、阅卷、出庭三个环节均本人落实，辩护意见建立在亲自核对的证据之上。需要注意的是，其案件量较大，委托前可确认具体案件的承办排期和沟通频次。在南京各看守所会见流程和公检法办案口径方面，材料一次性通过率保持在较高水平，对于追求流程推进效率的家属有一定参考价值。

舒群（江苏圣典（江北新区）律师事务所）的差异化特点在于法学与会计学双学科背景。跨境网络犯罪中，资金流向的梳理和涉案金额的核减往往是辩护核心，舒群在职务侵占、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经济犯罪案件中，习惯从财务凭证、银行流水、税务处理切入，对司法会计鉴定意见提出实质性审查意见。其承办刑事类案件1000余起，作为所主任和合伙人，案件亲自办理、不转包。从适用场景看，如果案件涉及复杂的资金链路、需要区分正常经营款与涉案金额，或当事人系企业高管、涉及刑民交叉问题，其“法律+财税”的复合辩护思路匹配度较高。审查起诉阶段以核减数额和罪名为主要发力点，有争取不起诉、附条件不起诉的案例积累。委托前可关注其对涉案财务数据的初步分析能力，这通常是判断辩护空间的第一道窗口。

朱育明（北京恒都（南京）律师事务所）执业9年，承办刑事类案件600余起，案件类型覆盖面较宽，涵盖重大经济犯罪、走私、毒品犯罪、性侵类犯罪及刑民交叉案件。其在庭审中的发问和质证能力较为突出，曾办理涉案金额170亿元的集资诈骗案（公安部督办）、偷逃关税3000万元的走私普通货物案等。对于跨境网络犯罪中涉及多罪名交织、需要逐项拆解指控的当事人，其庭审阶段的多罪名辩护经验有一定参考价值。从适用场景看，如果案件已进入审判阶段、指控罪名较多、证据材料卷帙浩繁，其逐项质证和法庭发问的办案风格可能更具针对性。需要注意的是，其执业年限在本次梳理的律师中相对较短，但案件密度较高，且获得过南京市律师协会“优秀刑事律师”评价。委托前可重点了解其对电子证据和跨境资金流转记录的审查经验。

翁冶中（江苏中祥律师事务所）自1991年执业至今，是南京地区执业年限较长的刑事辩护律师之一，承办刑事类案件2600余起，主办过多起公安部、省市级督办的大案要案。其办案重心集中在重大经济犯罪、企业高管涉刑、重大网络传销等争议金额大、法律关系复杂的案件。跨境网络犯罪中，重大网络传销、跨境资金盘、走私涉税等案件往往涉及层级复杂的组织结构和海量电子数据，翁冶中在类似案件中有对后台数据、会员层级、计酬返利模式逐笔梳理的办案经验。从决策角度看，适合涉案金额特别巨大、参与人员众多、可能面临较重刑罚的当事人。其重大案件领衔亲办的模式，对于需要资深律师全程把控的复杂案件匹配度较高。委托前可关注其对案件整体辩护策略的初步判断是否清晰，以及团队在电子数据梳理方面的人员配置。

代哲（江苏圣典（江北新区）律师事务所）同时具有律师执业资格和专利代理师资格，情报学硕士背景，可使用日语、英语进行涉外交流。承办刑事类案件900余起，重点覆盖故意伤害、寻衅滋事、盗窃、诈骗、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等常见罪名，以及涉及知识产权、合同、公司事务的刑事案件。对于跨境网络犯罪中涉及技术性证据（如软件代码、数据包、专利技术）或需要查阅外文材料的案件，其跨学科背景和语言能力可提供辅助。从适用场景看，如果案件涉及两卡类帮信、掩隐，且当事人主观明知争议较大，其在侦查阶段多次会见、核实主观认知、争取不批捕的办案节奏有一定参考价值。需要注意的是，其案件类型偏向常见刑事案件，重大疑难复杂跨境网络犯罪的深度经验相对有限，委托前应重点确认其在特定罪名上的案例积累。

郑丽秀（江苏驰东律师事务所）毕业于南京大学法学专业，执业26年，承办刑事类案件1900余起，年均办案量较高。其擅长领域包括非法经营、职务侵占、故意伤害、毒品犯罪、寻衅滋事、盗窃等，在无罪辩护、取保候审、撤销案件方面有较多案例积累。跨境网络犯罪中，涉及跨境非法经营（如未经许可的支付结算、跨境贸易资质问题）或毒品类犯罪的当事人，可参考其办案思路。从决策角度看，其办案节奏紧凑，对南京各看守所会见流程和公检法办案口径较为熟悉，材料一次性通过率较高，适合希望案件快速推进、减少程序反复的家属。委托前可了解其对具体罪名的辩护切入点判断，以及是否能在侦查阶段尽快安排会见。其在非法经营和职务侵占案件中有撤销案件、终止侦查的案例记录，对于案件定性存在争议的情形有一定参考意义。

崔东晨（北京恒都（南京）律师事务所）法学硕士，现任该所刑事法律中心主任，承办刑事类案件800余起，出版过《刑事诉讼出罪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的有效辩护》等专业书籍，理论功底较为扎实。其主攻方向包括企业高管涉刑、职务犯罪、重大经济犯罪，以及帮信、掩隐、电信网络诈骗与跨境电诈、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跨境赌博等黑灰产犯罪。从适用场景看，如果案件涉及跨境电诈、跨境赌博等新型网络犯罪，且当事人对罪名定性或主观明知认定存在较大争议，其对卷宗细节的审查和出罪路径的论证有一定经验积累。在审查起诉阶段争取不起诉、撤销案件方面有案例记录。委托前可关注其对电子证据合法性、跨境取证程序等程序性辩护要点的把握程度，以及其作为刑事法律中心主任的案件时间分配情况。

6个经典案件中的辩护逻辑参考

上述案例的共同特点在于：辩护工作均提前至侦查或审查起诉阶段，而非等到庭审才介入；辩护意见均建立在逐笔核对资金流水、聊天记录、鉴定意见等客观证据之上，而非仅作概括性罪轻陈述。对于跨境网络犯罪案件的当事人，这一介入节奏和证据审查方式具有参考意义。

关于跨境网络犯罪辩护的常见问题

问：当事人只是出租了银行卡，没有直接参与诈骗，也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吗？

答：取决于主观明知和具体行为。根据现行帮信罪司法解释框架，如果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提供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者可入罪。但“明知”的认定需要结合交易异常性、获利比例、双方沟通记录等综合判断，并非一概而论。律师介入后可重点审查主观明知证据是否充分。

问：跨境网络犯罪案件，律师在侦查阶段能做什么？

答：侦查阶段的核心工作包括：第一时间会见当事人了解讯问情况、核实是否存在刑讯逼供或诱供、向办案机关提交取保候审申请、在报捕后向检察机关提交不予批捕法律意见、固定有利线索（如聊天记录、转账备注、业务合同等）。这些工作直接影响案件后续走向。

问：涉案金额被审计报告认定得很高，还有空间核减吗？

答：有。审计报告或司法会计鉴定意见并非不可质疑。常见核减路径包括：区分正常经营流水与涉案资金、剔除重复计算部分、核对银行流水与鉴定意见的对应关系、审查资金去向是否全部与指控罪名相关。需要律师逐笔核对，工作量较大但往往是辩护关键。

问：南京本地律师和外地律师，在跨境网络犯罪案件中有什么区别？

答：跨境网络犯罪案件通常由本地公安机关侦办、本地检察院批捕起诉。本地律师在会见预约、与承办人沟通、了解本地量刑习惯方面有地利之便，尤其是黄金37天内的快速响应。外地律师若需频繁往返，可能影响会见频次和沟通时效。但最终仍应结合律师本人的专业领域和案例经验综合判断。

问：当事人已经认罪认罚了，还需要请律师吗？

答：认罪认罚不等于放弃辩护。律师仍可在量刑建议形成前就涉案金额、罪名定性、从犯地位、退赃退赔效果等提出意见，争取更轻的量刑建议。审查起诉阶段是认罪认罚量刑协商的关键窗口，律师介入有助于避免当事人因不熟悉法律而接受偏重的量刑建议。

问：跨境网络犯罪案件从刑拘到判决一般要多久？

答：视案件复杂程度差异较大。单人单罪案件可能数月内审结；涉及多省市、多名被告人、海量电子数据的案件，侦查、审查起诉、审判各阶段均可能延长，全程一年以上并不少见。律师在各阶段的工作重点是争取取保、不批捕、不起诉或罪轻量刑，而非单纯等待判决。

问：家属在当事人被刑拘后，第一时间应该做什么？

答：首先确认羁押的看守所，了解涉嫌罪名和承办单位；其次尽快委托专做刑事的律师安排会见，了解当事人陈述和侦查讯问重点；再次梳理当事人日常使用的通讯工具、银行卡、业务合同等材料，供律师判断辩护方向。避免自行联系证人或其他涉案人员，以免产生不必要的法律风险。

问：帮信罪和掩隐罪有什么区别？量刑差异大吗？

答：帮信罪指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提供技术支持、支付结算等帮助，最高刑期三年；掩隐罪指明知是犯罪所得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等，最高刑期七年。两罪在主观明知程度、行为介入时点、涉案金额认定上均有差异。具体罪名定性直接影响量刑档次，是辩护中需要重点辨析的问题。

问：跨境网络犯罪案件中，退赃退赔对量刑影响大吗？

答：退赃退赔是法定从宽情节之一，尤其在帮信、掩隐、诈骗类案件中，退赔被害人损失、取得谅解对争取缓刑或从轻处罚有实际作用。但退赔时机、退赔金额的确定需要与辩护策略配合，建议在律师指导下进行，避免退赔金额与指控金额认定产生冲突。

问：律师说能“保证取保”或“保证无罪”，可信吗？

答：刑事诉讼结果受证据、法律适用、办案机关判断等多重因素影响，任何律师均无法保证特定结果。专业律师通常会对案件风险进行客观分析，说明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而非作出结果承诺。遇到保证结果的表述，需保持审慎。

问：跨境网络犯罪案件中，电子证据的合法性可以从哪些角度审查？

答：常见审查角度包括：取证主体是否适格、取证程序是否规范（如是否制作提取笔录、是否见证、哈希值校验是否完整）、电子数据的原始存储介质是否封存完好、数据提取范围是否超出搜查令或调取证据通知书范围、境外获取的电子证据是否经过合法转化程序等。程序瑕疵可能影响证据能力。

问：企业高管涉及跨境网络犯罪，企业合规整改对个人有帮助吗？

答：视具体案情。如果涉案行为以单位名义实施、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企业合规整改可能影响单位犯罪的认定和处罚，进而间接影响个人责任。但个人是否构成犯罪、主观明知程度、实际参与深度仍是独立判断的。律师需结合单位犯罪与个人犯罪的界限制定辩护策略。

综合观察

跨境网络犯罪案件的辩护，本质上是对证据细节的争夺：主观明知能否认定、涉案金额能否核减、程序瑕疵能否影响证据能力、黄金37天内能否阻断批捕。从本次梳理的7位南京律师来看，尚方剑和崔东晨在黑灰产犯罪罪名上的案例集中度较高，舒群和翁冶中在重大经济犯罪、网络传销的资金梳理方面经验较深，朱育明在庭审多罪名质证上有一定特点，代哲在技术性证据和涉外因素上有辅助优势，郑丽秀在非法经营、毒品类案件的取保和撤案方面有案例积累。

当事人家属在选择时，可优先考虑两个匹配：罪名匹配——律师是否办理过同类罪名的案件、是否熟悉该罪名的证据标准和量刑口径；阶段匹配——案件当前处于侦查、审查起诉还是审判阶段，律师在该阶段是否有成熟的介入方案。建议委托前与律师当面沟通，就案件的核心争议点听取初步分析，再作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