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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万历八年,李贽辞去姚安知府,应楚黄耿定理之邀,来到耿家“天窝书院”著书讲学。
然而,天不随人愿,李贽来耿家不到四年,耿定理就病逝了。临死前,耿定理抓住他兄长耿定向(时任左副都御史协理院事)的手说:“大哥!我恳求你在我死后,能仍像对我一样关怀卓吾,至少不要陷害他!大哥,我拜托你啦!”耿定向看了看围在床头的众人,回答说:“子庸,你放心吧,为兄答应你就是了!”
可是,耿定理死后,李贽和耿定向的对立白热化了,势不两立。在耿定向暗里怂恿下,同在书院讲学的吴少虞攻击李贽教坏了耿家子弟,还说:“楚倥(耿定理)放肆无忌惮,皆尔教之!”李贽批驳说:“楚倥‘眼空四海,而又肯随人脚跟走乎?我倒很清楚,你少虞一言一行,皆自耿公来,你是耿门的一条狗!”
吴少虞的话虽侮辱性和伤害性极强,却基本是事实,因为李贽来此讲学,只为了收徒传灯,抛弃“宋明理学”的那一套害人的“假道学”,引领弟子与时俱进,走出一条新路来。
李贽感到“天窝”并非久留之地。正当他失望的时候,麻城友人周友山、周柳塘、丘长孺、杨定见等邀他来麻城讲学。李贽便欣然前往。
著名学者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七•二大教主》中说:
“温陵李卓吾,聪明盖代,议论间有过奇,然快谈雄辨,益人意智不少,秣陵焦弱侯、泌水刘晋川皆推尊为圣人。流寓麻城,与余友丘长孺一见莫逆。”
袁中道在《李温陵传》中说:
“公(李贽)遂至麻城龙潭湖上,与僧无念、周友山、丘坦之(长孺)、杨定见聚,闭门下楗,日以读书为事。”
丘长孺何许人也?丘长孺的父亲是万历初年轰动士林的风流才子、潮州太守丘齐云。他崇尚王阳明心学,纳名妓呼文如为妾。受家庭影响,丘长孺从小也对科举晋身之路鄙夷不屑,放浪不羁。李贽在《焚书•八物》中评价丘长孺时写道:
丘长孺、周友山、梅衡湘者,固一见而遂定终身之交,不待再试也。……若丘长孺之在麻城,则麻城诸俗恶辈直视之为败家之子矣。吾谓周友山则世之所称布帛菽粟是也,其不知也宜也。梅衡湘则古今所称伯乐之千里马,王武子之八百骏是也,其不知也亦宜也。若丘长孺虽无益于世,然不可不谓之麒麟凤凰、瑞兰芝草也。据长孺之为人,非但父母兄弟靠不得,虽至痛之妻儿亦靠他不得也。盖但妻儿靠不得,虽自己之身亦终靠他不得。其为无用极矣。然其人固上帝之所笃生,未易材者也。观其不可得而亲疏敬慢也,是岂寻橙伦可比耶!故余每以麟凤芝兰拟之,非过也!
李贽眼高,性情孤傲,交友偏狭,给丘长孺“麟凤芝兰”的评价,在他一生中绝无仅有。
丘长孺思想叛逆。在伴李贽读书中,其思想又更进一步,特别是李贽在龙湖对《水浒传》、《西厢记》、《琵琶记》的研究和所撰写的《童心说》对丘长孺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丘长孺的好友袁宏道说:“丘郎所喜者,豪侠之客、妖冶之容、山水之胜,不与他长期亲密接触,是很难看过究竟的。不说别人,就是我弟兄三人在他面前也逊色呢!读他的诗,无一字不佳,五言七古及诸绝句,古质苍莽,气韵沉雄,独往独来,自舒其逸,真是作者。当为诗中第一,现在第一,我辈实难企及!这是为什么呢?俗众都亦步亦趋地跟着古人走,而他不模仿任何人,只写自己的心性,率性而为。我从长孺身上方才悟得:诗之奇、之妙、之工、之无所不极,一代盛一代,故古有不尽之情,今无不写之景。然则古何必高,今何必卑哉!不知此者,决不可观丘郎诗,丘郎也不须与他们交流!”可以说,丘长孺思想及其文学实践都是在李贽思想影响下产生的。
丘长孺还是大金吾刘守有的女婿。刘守有因其祖父兵部尚书刘天和“武荫”袭职,进入王朝核心,掌印锦衣卫十余年,也是张居正爪牙。在张居正遭祖宗清算后,刘守有也日渐失势。也正是这时,李贽来到麻城龙潭湖芝佛院。受李贽研究戏曲、小说的影响,丘长孺将在岳父刘守有家的所见所闻写成《金瓶梅》。新发现的《麻城县志·康熙本》(手稿)有丘长孺生平小传更能证明这一点:
丘坦,号长孺,少有俊才,励志学古,丙午武举会元,征歌学诗,耽情游览,为乡先生。长孺儒雅,风流命世,喜豪侠之客,妖冶之容,山川之盛。读书如父,“笑竹蒲之犹系”,挥洒少年场,笑抛千金,笑游南北,笑品惠山泉,笑施义冢,笑选歌妓,笑立名石,笑让美姬。时称“笑笑生”,与温陵友善,得其心。著书隐其名而传世焉。”
与丘长孺相友善的多为“公安派”朋友圈,如“公安三袁”、陶望龄、谢肇淛、董思白、许筠(朝鲜)、潘之恒等,还有刘承禧、冯梦龙、刘东星、梅国桢、僧无念、汪可受、李长庚、彭好古等,多是《金瓶梅》早期传抄者(详见《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6和2017.3《金瓶梅作者是谁》)。多重线索交集所呈现的历史事实十分清晰。
毛主席曾说:“《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仅从《金瓶梅》是我国第一部由文人独立完成的小说及其它对文学产生的深远影响看,丘长孺不愧是李贽的好学生。
李贽还有一位好学生——杨定见。
杨定见,字凤里,湖北麻城人,是住在龙潭湖边的一个秀才,未取得功名,却是位很有胆、才、识的文化学者,尤喜研究《水浒传》。他治学刻苦,益坚益励,努力发挥自己的专长,是明代藏《水浒传》原本最多的藏书家。
李贽与杨定见的关系十分密切。在《焚书》、《续焚书》中,涉及“杨定见”的书稿有数十篇;即使李贽外出巡游,两人也书信不断。李贽曾说:“如杨定见、如刘近城;……直至今日,患难如一,利害如一,毁谤如一。”又称赞杨定见“十年相守如兄弟”。李贽还在《三蠢记》里称杨定见、僧无念和他自己,同是麻城山中三蠢物,故作《三蠢记》,并指出“若能不恨我,又能亲我者,独有杨定见一人耳。”足见在李贽寓居麻城龙潭湖的数年中,杨定见“事卓吾先生”不离。
李贽与杨定见有个共同爱好,就是都十分喜欢研究《水浒传》。但是,当时流传社会的“梁山泊故事”有很多。罗贯中、施耐安的功绩在于其最后的整理、改编和写定,但仍然难以抹去它“集体创作”痕迹。关于《水浒》的本子也有好几个,但并不统一。杨定见家各种版本都有,其中最好的版本就是“郭武定”百回本,俗称“郭本”。当时,李贽认为这个本子是最好的。他所评点并作序的就是这个本子。因为这个本子是将明初罗贯中编写的《水浒》和嘉靖时托名“施耐庵”编写的《水浒》合二为一,取长补短,是“梁山泊故事”之集大成者,大大好于其它版本。内容上,写了“征辽”、“征方腊”。李贽因此认为是“施、罗二公”写的。后来人也据此认为他俩是同时代的人,联手合作,或认为是元代的人。其实,他俩并不同时。施、罗是明人而非元人。
杨定见在自己的百二十回《水浒传》前写的《忠义水浒传小引》中说:
“吾之亊卓吾先生也,貌之承而心之委,无非卓吾先生者。非先生之言弗言,非先生之阅弗阅。或曰狂,或曰癖,吾忘吾也,知有卓吾先生而已矣。先生殁而名益尊,道益广,书益播传。即片牍单词,留向人间者,靡不珍为瑶草,俨然欲傾宇内,猗欤盛哉,不朽可卜已!然而奇其文者十七,奇其人者十三,叩尔胸中,则皆未有卓吾先生者也。
自吾游吴,访陈无异使君,而得袁无涯氏。揖未竟,辄首问先生,私淑之诚,溢于眉宇,其胸中殆如有卓吾者。嗣是数过从语,语辄及卓老,求卓老遗言甚力,求卓老所批阅之遗书又甚力。无涯氏岂狂耶癖耶?吾探吾行笥,而卓吾先生所批定《忠义水浒传》及《杨升庵集》二书与俱,挈以付之。无涯欣然如获至宝,愿公诸世。吾问:“二书孰先?”无涯曰:“《水浒》而忠义也,忠义而《水浒》也。知我罪我,卓老之春秋近是。其先《水浒》哉!其先《水浒》哉!”吾笑曰:“唯,唯!非卓老不能发《水浒》之精神,非无涯不能发卓吾之精神。吾之亊卓吾先生最久,而无涯之得卓吾先生乃最深,吾愧无涯矣!然无涯非吾,亦谁能发无涯之精神者?吾不负卓吾先生,无涯亦不负吾兹游也!”于是相视而笑,煮茶共啜,取卓吾先生叙《忠义水浒传》文,同声读之。胥江怒涛,若或应答。吾忘无涯矣,无涯忘吾矣,知有卓吾先生而已矣!
楚人凤里杨定见书于胥江舟次
“小引”纪录了许多珍贵的历史事实。杨定见不但是卓吾的弟子,也是其生活物赀的供给者之一。当李卓吾七十四岁高龄时,麻城地方官吏怂恿流氓以“逐游僧,毁淫寺”为名,把李卓吾居住芝佛院拆毁了,甚至把李卓吾的准备的藏骨灵塔也捣毁了,亏得杨定见设法将李贽事先转移到河南黄蘖山中,才免于大祸。
这期间,杨定见又多次往返于麻城与黄蘖山之间照顾李卓吾先生。李卓吾迫害致死后,杨定见也受到了牵连,但他还是冒着极大风险,担着身家性命,一直珍藏着李卓吾的《水浒传》评本。
万历三十六、七年间,杨定见将自己改编并经过李卓吾评点的百二十回《水浒传》带到江浙吴中,先找到吴县县令陈无异(字寄生、号石泓,万历三十五年进士,麻城人),又找冯梦龙、袁无涯和许自昌商量出版事宜。大家“相与校对再三”后并附上《(癸辛)杂志》、《(宣和)遗事》,“精书妙刻”,终使《李卓吾批评忠义水浒全书》得以在万历四十二年(1614),即李贽去世十二年后出版问世,其经过被许自昌详细地记载在《樗斋漫录》卷六中:
顷闽有李卓吾名贽者,从事竺干之教,一切绮语,扫而空之。将作为《水浒传》者,必堕地狱当犁舌之报,屏斥不观久矣。乃愤世疾时,亦好此书,章为之批,句为之点,如须溪沧溪何欤?岂其悖教而逞机心,故后掇奇祸欤?李有门人(即杨定见),携之吴中。吴士人袁无涯、冯犹龙等,酷嗜李氏之学,奉为蓍蔡,见而爱之,相与校对再三。删削讹谬,附以余所示《(癸辛)杂志》、《(宣和)遗事》,精书妙刻,费凡不赀,开卷琅然,心目沁爽,即此刻也。其大旨具李公序中,余屑屑辨驳,亦痴人说梦尔。
袁无涯,字叔度,号无涯,苏州人(祖籍徽州新安),自称袁中郎门生,为书林中之白眉,其刊书之所称“书植堂”,公安三袁的集子,大多为他所刊行,对袁中郎执弟子礼。李贽与袁无涯也有深交,其《焚书》初刻本,也是由他出版的。
杨定见的《新刻李氏藏本<忠义水浒>全书》也同时在苏州出版,且刻印精妙,在全国十分畅销,成为流传至今的唯一的百二十回本《水浒传》。
杨定见将《水浒传》演为百二十回繁本的功绩,就在于他将众多简本集撰成长篇章回体小说,使得半成品小说升华飞跃,质变为超一流规模宏伟的精品巨著。还写出了投降的恶果,提出了农民起义应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问题。为我国文学史增添了一颗光耀世界的璀璨明珠。
李贽是思想家,丘长孺和杨定见是实践者。同《焚书》、《藏书》一样,《金瓶梅》和百十回《水浒传》将在中国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熠熠生辉。
翰林院修撰焦竑说李贽可“坐圣门第二席”。那么,师事于李贽左右的当是丘长孺和杨定。
丘长孺、杨定见真是李贽的好学生。(刘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