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我“蛮子”又何妨

有一次，我在天坛公园与一位北京人闲聊。他忽然说：“你说话带‘蛮子’口音，是南方人吧？”我说：“大别山来的。”那人说：“怪得哦！”我俩相视而笑。

我俩笑的内含各有不同：他是笑自己果然猜中了；而我是感到自己在这介北方“侉子”眼中竟是个“蛮族”。

“蛮子”的“蛮”字明显带点歧视性。翻词典，这个字最早是个象形字。甲骨文中形似一头大象。可能与南方产大象有关，所以用“象”来暗示南方。又因南方与中原文明进化有一定距离，所以又由“蛮”引申出野蛮、粗鲁、强悍、蛮劲、蛮不讲理等语义来。再翻文献，我不仅不感到自卑，反而为独存一身阳刚基因而自豪！

史书有载，大别山的“苖蛮”族名早在五帝时代就已出现。《史记正义》上说：“今江州、鄂州、岳州，三苗之地也。”清楚表明，大别山早期土著居民是“苗人”。郭沫若在《甲骨文合集》上有一片卜辞：“乙未卜，贞：立事（于）南，右比（我），中比舆，左比曾。”卜辞中的“舆”即“舉”，举即指举水流域。卜辞的意思是说：商王武丁亲率右、中、左三军，在我、举、曾三个方国的密切配合下，宜对荆楚发起强大攻势。

因为“苖蛮”演化稍晚于中原尧舜部落，所以屡遭杀戮。但是，越是镇压，其反抗越是激烈，所以到了禹以至秦汉隋唐五代，总体采取怀柔政策，相对降低了苖蛮的反抗，而苖蛮磊石为城，乘机日益壮大起来。

东汉建武23年（公元47年），南郡（今重庆巫山北）苖蛮因不堪压迫而造反，光武帝刘秀发兵镇压，将7000多苖民迁到江夏郡定居，被分别安置在倒水、举水、巴水、浠水、蕲水五水流域，播下了“五水蛮”在更大范围内生存繁衍的种子。

接下来的一百多年间，发生过又多次造反。规模最大的有三次：一次是永和13年（101年）的许圣之乱，结果被镇压了下去，将万余苖民迁江夏郡“五水”流域；一次是建宁二年（169年），日益壮大的江夏苖民又起来造反，但很快被镇压；一次是光和三年（180年），人数达十万之众。这次东汉朝廷下了狠手，对起义军进行了残酷杀戮，大伤“五水蛮”的元气。从此，再也没有组织起大规模的反抗。“五水蛮”相对安宁，或与西晋武昌太守陶侃采取的怀柔政策有关。陶侃在任职期间，在其管辖区建立“蛮市”，使生活在山区的蛮民能将山货自由贸易，扩大了蛮民的生存空间，也增加地方经济活力，使社会和谐安宁。

然而，西晋末年烽烟四起，作为东晋的战略要地大别山北麓（今河南省光山县西）的西阳郡不得不迁至大别山南麓（今麻城。西阳本为两汉旧县，属江夏郡，县城在西晋惠帝时，西阳县升格为西阳郡）。东晋西阳太守庾翼于公元329年（咸和四年）在麻城修筑城池，改称西阳城。

由于战乱连年，军阀混战，“五水蛮”也得到了休养生息，势力崛起，竟还招降过东晋败将周抚、邓岳。他们凭险据守，将“五水蛮”山寨连成一片，地方千里，坚不可摧。从此，史书中便有了“西阳蛮”的鼎鼎大名。

东晋亡，南朝兴。自南朝皇帝刘裕起，历代小王朝为了巩固政权，都对“西阳蛮”加强了军事控制，据《宋书·州郡志》载：“（宋文帝元嘉25年），以豫蛮民立建昌、南川、长风、赤亭、鲁亭、阳城、彭波、迁溪、东丘、东安、西安、南安、房田、希水、高坡、直水、蕲水、清石十八县，属西阳。”这是麻城的前身西阳郡设县最多的一个时期，也足见“西阳十八蛮”势力已强大到使统治者睡不安席的程度。

对南朝统治者的威慑镇压，“西阳蛮”并未屈服，多次发动攻击。宋元嘉二十八年（451年），起事者杀死南川令刘台；元嘉二十九年，新蔡蛮聚众两千多人，攻破大雷戍（今安徽望江县），起义军招兵买马。一时间，“自淮汝间至江沔，咸罹其患”（见《宋史》卷77）；元嘉三十年正月，“西阳蛮”再反。武陵王刘骏亲自率兵讨伐。对峙间，不料朝廷内乱，刘骏转而回师，杀死其兄刘邵，登上皇位，史称“孝武帝”。然而，“西阳蛮”仍是孝武帝刘骏心头大患，不过，他不再采取征讨的办法，而是采用安抚的政策，封“西阳蛮”首领田益之为辅国将军，都统四山军事，“西阳蛮”完全归顺了朝廷，族群融入泱泱华夏历史长河。

回顾“西阳蛮”的历史，不难发现，“蛮”字是咱大别山人百折不挠基因的形象写照。现在的词典里还有“野蛮”、“蛮横”、“蛮干”、“刁蛮”、“蛮劲”、“蛮子”、“蛮好”、“蛮夷”、“霸蛮”、“蛮腰”、“蛮烟瘴雨”等词汇，亦褒亦贬，但都无不包含着一种原始的顽强血性。虽然历史烟尘已经远去，但是，坚强、刚毅、不畏强暴、百折不挠的抗争的精神却被大别山人继承了下来。因此，在历次反抗压迫、反外族入侵以及社会主义建设中才会涌现出那么多英雄豪杰，为华夏文明增添了熣灿光辉。

当为“蛮子”谱一曲颂歌！（刘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