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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麻城一中百年校庆的征文
总有些事,不能相忘,历久弥新。
风雪中,谁与谁,共你我携手前行?山道上,谁与谁,伴你我走了一程又一程?
我在想着你,你在想着他?而他又在想着谁?
谨以此献给那些曾经在一中林峰分校学习劳动过的师生
——题记。
30年前,我在一中曾经就读4年。时光流逝,那一千多个做中学生的日日夜夜在我人生的记忆中,很多都已经淡化了。但是,我却清晰记住了在林峰分校的一个夜晚。
林峰分校是七十年代中期,一中在龟尾垱的山上建起的一个农场,在校的师生们分期分批地上去参加劳动。1976年的深秋,我随高一(1)班来到了林峰。这次上山的任务是搞秋播,盖新校舍。我因为个子小身体单薄,所以搞秋播的时候而被班主任陆老师分配去做开沟整厢的轻松活。在盖新校舍的时候,陆老师又安排我和另外一个叫高国祥的同学(据说他有先天性心脏病)去窑场,帮忙罗田来的烧窑师傅烧窑、照窑。
这一种老式的土砖窑,烧的砖也是一种叫“青砖”的大块子砖。我们去的时候是烧建新校舍的最后一窑。我俩的任务就是帮忙烧窑师傅递递柴,再给他们倒倒茶水就可以了。很快地,窑要封火了。当火封的差不多的时候,罗田师傅说他们已经向学校请了假,要回去几天,窑场就交我们照管了。
罗田师傅走后,我和高国祥就把铺盖搬到了窑场。窑场与校舍约有3里地的样子,我们除了一日三餐回到校舍那边吃饭外,其他时间就都呆在窑场。睡到第三天,早上起来一睁眼,突然发现周围的群山一夜之间全部银妆素裹起来。原来已经到了深秋时节,冷客气活动频繁,加上这里海拔一千多米,所以早早就飘起了大雪。
雪在孩子的记忆中,永远是一种快乐的音符。记得当时我与高国祥也是一样。我们迅速地投入了打雪仗、堆雪人、滚雪球的欢乐之中,忘却了自己身处何时何地,忘却了饥饿,忘却了一切、一切……一时间,整个原本寂静的山谷充斥了我俩的欢声笑语和石壁的回声。
大约到了中午时分。一个黑影向窑场方向走来,走近了才看清楚是校舍那边住的一个山民老乡。他给我们带来了5斤大米和陆老师的纸条。纸条的大意是:大雪封山,山路险滑,为了安全,暂不要到处乱跑,也不要回校舍吃饭,用带去的米就窑匠师傅的炊具,自己煮饭吃。待雪融后再行动。那位老乡也说了一些白天不要乱跑,小心摔着;晚上要关紧棚门,小心野兽之类的嘱附之后,就走了。
老乡走后,我们才感觉到从早上到现在,还没有吃什么,真的有些饿了。我不会做饭,就要高国祥来做。高说他在家里只煮过稀饭,别的也不会做。我说稀饭吃了撒两泡尿就空了。高国祥一时无语。忽然,他计上心来,对我说,他记得窑匠师傅在窑前棚后种了红薯,玉米和蔬菜,何不扯点来,或烧或煮或炒,吃个熨贴?我连忙称好。
于是我们分头行动,我到棚后扯蔬菜,高国祥到窑前挖红薯、掰玉米。当我扯了一大抱豇豆、辣交和小白菜回棚的时候,高也背了一书包东西回来了,倒出一看:有十来个红薯、七八个玉米棒,居然还有不知道从哪里摘来的一大捧红豆。
我们开始做饭了,我负责摘菜洗菜,高国祥开始煮饭,他很熟练地把窑匠师傅的铝鼓子架在灶上,然后放进洗好的米,切成薄片的红薯,还有那一捧剥了皮的红豆,再加上足够的水。剩下那几个整块的红薯和玉米棒,被他塞到了灶下的火灰里面。看着他那熟练的动作,我真的佩服他有两下子。煮好稀饭,他又开始炒菜。原来,我们在林峰分校的伙食,饭由学校派学生在伙房统一蒸好,菜则多数是吃学生自己在家里由父母准备好的咸菜。很难见到新鲜的蔬菜。今天看见这一大堆鲜嫩的蔬菜,还没吃就口水直流。高国祥这时又变戏法地拿出一个“午餐肉”铁壳罐头——原来这是他当司机的父亲上山前给他的“宝贝”——我们又是一阵狂喜。我们找出了窑匠师傅留下的油和盐,手忙脚乱地“炒”起“菜”来。等“红薯+红豆”稀饭煮好了,红薯和玉米棒煨熟了的时候,“菜”也炒好了:一个焖豇豆,一个炒小白菜,一个辣交烧午餐肉。呵呵,还真是“有模有样”。
接着,我们就开始狼吞虎咽,大块朵颐起来。也不记得谁吃了多少什么,只吃得菜光,稀饭光,红薯光,玉米棒光,锅光碗光铝鼓子光。饭是什么味道?菜是什么味道?也都记不清楚了,只记得这是记事以来吃的最美的一顿。
等我们洗刷完锅碗瓢盆后抬头看天,这才发现天已经黑了下来——快乐的时光总是过的特别快。晚上刮起了山风,呼呼地从茅棚的缝隙中钻进来,感到一阵阵凉意,原来我们忙嗬了一天,又海吃了一顿,身上已经汗透。于是,经过简单的洗簌,我们钻进了被窝。
我们上分校所带的行李,是每人一床被子,睡觉的时候每两个同学一组,一床被子做垫絮,一床做盖被,我们搬到窑场住的时候,虽然窑匠师傅有床有被,但是他们垫的是竹席,睡上去冰凉。我们不习惯,还是按老办法,俩人共被睡觉。这天我们睡下不久,可能是吃饱和兴奋的原因,忽然感觉浑身发热。于是,我建议分开被子睡,试试垫凉席的滋味。分开睡后,虽然不太习惯垫凉席,但感觉舒坦多了。但是仍然都没有睡意。我们就开始天南地北地聊起天来。
聊着聊着,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就对高国祥说,你高中毕业之后有怎么样的志向?高国祥沉默一会后反问我,你那?我说,你先说,他说,你先嘛。我们僵持不下,最后只好达成协议:一起说出来。“当兵!”当我们共同喊出这两个字的时候,相互愣了一会,接着又哈哈大笑起来。尔后,我们就反唇相讥地开始取笑对方:什么你连枪都扛不动,还当什么兵呀;什么你有心脏病,体检就过不了呀;什么你家世世代代是农民,父母想不想得通呀;什么你家把你当宝贝圪塔,妈妈心不心痛呀。吵了个不亦乐乎。
其实,在那个高考制度还没有恢复,高中毕业后只有上山下乡或者回乡务农的时代,当兵也许算一件很奢侈的理想了。高国祥曾对我说过,他爸爸是汽车兵出身,曾经上过抗美援朝战场。不知道是听多了爸爸的故事,还是看多了战斗电影片,他很神往那种在枪林弹雨中穿行的壮举。我虽然属于文静型的,但是,每每看到电影里那些文化兵、文艺兵的风采,也对军人生活充满了幻想。但是,我是农民子弟,他是工人的儿子,我们的身体又都比较单薄。对我们来说,当兵更是一种可望不可及的奢望。尽管如此,我们依旧围绕当兵的话题聊着,对未来充满了希冀和期待。
第二天,当我们醒来的时候,发现满山的雪在一夜之间消失了多半,太阳从晨雾中钻了出来。窑匠师傅也从罗田赶回来了。老师和同学都上来准备出窑了。新的劳动又开始了。
这就是我要记述的“难忘”的一夜。其实,这个在普通人看来再平常不过的一个夜晚,它之所以让我难以忘怀,是因为我和高国祥在经历了那一夜之后不久,竟然都不可思议地实现了自己志向——当兵。我在1976年的冬天参了军,实现了自己当一名“文化兵”的愿望,成为一名军队政工干部。高国祥在1978年的冬天也参了军,他一入伍就开往中越边界参加自卫还击战斗,真正地在枪林弹雨中穿行。但是,他在那次战斗中,把自己的青春、理想和生命永远地定格在那枪林弹雨中——他成了一名共和国的烈士。
我是同时得到高国祥参军和牺牲的消息的。那时,离我们在林峰的时间相隔不长,我含泪在我的日记里追记了那个让我们欢笑快乐的夜晚。今天再次翻检出来,我和高国祥那夜的长聊晃如昨日,于是我把日记整理出来,以期寄在一中的百年庆典的日子里,人们能够记起这样一位普通但不平凡的同学。
百年一中,业绩煌煌,英才辈出,学子芸芸。比起那些一中毕业后进入名府名校的或者学业有成、或者事业辉煌、或者名位显赫的的“英才”和佼佼者。我和高国祥这样的人只不过是在一个尴尬的年代进一中做了一回“尴尬”的学生而已,虽然我们中的绝大多数同学可能过去是普通学生,而今仍是平头百姓;过去学绩平平,而今仍一事无成。但是我们依然还是做出了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我们的心里依然眷恋着那些做学生的时光,依然还留存着当年师生们的音容笑貌,依然还忘不了母校对我们人之初的培育之恩。
我想,高国祥如果在天有灵,一定会和我们一起遥祝母校百年永世,更加辉煌。
一中,我们永远会记住您!母校!也请您永远记住我们!